廖柏森
可是不行否定,很多學者精心建構出來的翻譯理論並未遭到譯者接待,其中一個重要緣由就是術語系統繁複,不同學派都自創一套專用系統,常人若未習得這些大量術語以進入該套系統的脈絡內,就難以理解這些學者的抽象論述翻譯而且專業術語離開平常說話用法愈遠似乎就顯得理論愈純粹,最後致使只限於少數學者在象牙塔內自命不凡,自絕與外在翻譯市場實際對話,理論和實務幾乎完全脫鉤。這就難怪會引發職業譯者的不滿或乃至不放在眼裏,因為這些學者的論述自始從未把譯者工作上的需求斟酌在內。不外並非所有的翻譯理論都是脫離實務,也有很多理論是從語言功能或文天職析比較的角度來檢視翻譯活動,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就十分慎密,二者可彼此印證闡發而互惠,例如翻譯功能理論學派(functional theories of translation)就具有高度指導翻譯實踐的意涵,值得翻譯工作者參考運用翻譯 簡言之,不是所有翻譯理論都與現實譯事無涉,部分理論仍是與實務互相關註,更是相輔相成。
本文同時刊登在台灣翻譯學學會網站: http://tati.org.tw/?cat=4
很多現職譯者心裡或多或少城市質疑:「翻譯理論有什麼用?」很多人不懂理論還是會作翻譯;相對地,懂了理論後就會翻譯了嗎?沒有現實操作經驗的話還差得遠呢翻譯就像只會把游泳的道理和姿式講得頭頭是道的人,一旦下了水可能很快就沒頂了。就因為許多專業譯者曆來沒有學過任何翻譯理論,卻仍然可以在市場上糊口生涯活躍,所以翻譯理論對翻譯工作者有何價值呢?這個問題一直是翻譯實務工作者與翻譯理論學者之間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乃至是彼此曲解甚至於相輕的根源。筆者以過去從事職業筆譯
而且就算翻譯理論應該要指點翻譯實踐,但除此以外,翻譯理論也有需要描述、註釋、展望和評估翻譯的進程和成品,譯者對於翻譯理論不宜只有指點「若何翻譯」的等候和要求,翻譯理論還要處理「翻譯是什麼」和「為何需要翻譯」等問題,和翻譯對於目標語的語言、心理、社會、歷史和文化等各層面的影響等,都長短常主要的研究議題。換言之,指點翻譯實踐只是翻譯理論的部份目的,不是所有、也紛歧定是最主要的目的。
首先從學院的概念出發,翻譯學者如Toury和Chesterman就認為翻譯理論沒必要然需要研究實務的翻譯方法來協助譯者,如同說話學不見得是教人善于利用語言或者社會學也不是要讓每一個人都成為社會的良民。Toury乃至主張翻譯實務是屬於譯者和翻譯教師要商量的事,翻譯理論學者沒有為其理論找出實際用處的義務,也就是說,理論並非為了指點實務而存在。可見有些翻譯理論一開始就與適用劃清界限,而只專注其本身的價值;這些翻譯理論的價值並不是依附在現實用途上,有如文學、哲學、藝術等人文學科一樣,可能不太適用,但卻很有價值翻譯
別的把翻譯理論和實務之爭回過甚來檢視國內的翻譯教學,今朝翻譯研究所已有六所之多,分別為台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長榮大學和文藻外語學院,其中台師大還設有博士班。各校在翻譯課程的設計計劃上也常墮入理論與實務課程比例間的兩難,究竟結果口筆譯都是高度專業的技能,為了應付就業市場的嚴格考驗,長時候的實務練習和實踐演習勢不可少,相對就會排出理論課程的時數,而學生也常回避或疏於修習理論課;然則翻譯研究所若一昧向實務市場傾斜,名為研究所卻缺乏理論研究之實,即便是高度專業的工作,也不免被學術社群譏為職業練習所翻譯象牙塔外的翻譯理論和實務之爭延伸至學院之內就成為翻譯教育(education)和練習(training)之別,解決之道也許可以如今朝師大譯研所設有理論和實務兩組分別施教,或像中國大陸把翻譯學位區分為專業學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和學術學位(Master of Arts)都是可行的作法,不外後效還有待持久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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